即使战争也有限度：医务人员和设施必须受到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2016年5月3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情况介绍会上的发言
即使战争也有限度，因为如果战争没有限度就永远不会结束。医务人员和设施位于这种限度的最前沿。
叙利亚，阿勒颇，一所遭到炮击的医院。2016年5月3日。
几个月前，我曾站在一幢四层大楼前。
这幢楼被炸后烧得四分五裂，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承重墙里的钢筋都露了出来，周围一片废墟。
能够表明这曾是一所医院的唯一标志是一盏手术灯， 这盏灯竟仍然奇迹般地悬挂在二楼的天花板上。
这是在叙利亚，其实在阿富汗、南苏丹或也门，情形也是大同小异。
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矛盾现象——医疗卫生服务在最急需的时候却最难获取。
在战争中，人们容易受伤、营养不良也易患病。然而，对医疗救治需求越大，获得医疗救治却越困难，因为能够提供这种救治的为数不多的地方和人员常常受到袭击。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发现，近3年里，在11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发生了2400起针对病人、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和车辆的袭击。也就是说，3年来这种袭击每天超过两起。而且这只是我们调查的11个国家的情况。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叙利亚60%的医疗卫生设施已被损坏或摧毁，而每月有25000人受伤。
在也门，应急救援中心（ERC）的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O'Brien）表示，战争爆发一年后，该国已有四分之一的医疗服务设施被损毁或关闭。
在阿富汗，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记录，2015年发生的针对医务人员和设施的袭击事件比上年增加了50%。也就是说，每三天就发生一起，还不包括许多未报事件。
这些事件、袭击和破坏活动，虽然不全部是，但大多都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1864年第一部《日内瓦公约》就是关于改善伤者病者境遇的——确切地说是战地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这绝非巧合。
随着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场所从空旷的战场变为城市地区，攻击方式从手枪射击变为大规模炮轰和飞机轰炸，伤者病者不再只是武装部队的人。
如今的伤者病者包括踩到地雷的9岁阿富汗男孩拉米什（Ramish），包括与丈夫一起在地里收割庄稼时被战斗员轮奸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妇女玛蒂尔德（Mathilde），包括由于没有助产士或医生帮助而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叙利亚人哈立德（Khaled）的妻子，还包括我开头提到的那所医院里所有不知其名的病人。
在世界各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每天都会在一线工作中面对这样的人和事，上述例子只是其中一些。
这些例子展示了战争对人们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例子说明医疗救治和整个医疗卫生服务在战争期间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人道法明确规定必须保护医务人员、设施和车辆，正是因为这些人员和设施、车辆在战争期间是不可或缺的。如若不然 ，对医疗系统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可能导致医疗系统崩溃，受影响范围就将超出有关地区，并给子孙后代带来负担。
袭击医院，胁迫医护人员优先救治武装战斗员，劫持救护车，把病人当作人肉盾牌——这些不是附带损害。这些不是我们不得不习以为常的悲哀现实。
这些是必须打击的可憎行为，是必须扭转的不良趋势。
对医疗卫生设施、人员和车辆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严重的，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更大。
当也门萨达省一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在2015年10月被摧毁时，20万人立即失去了生命攸关的医疗服务。
叙利亚战争持续五年后，拉斯坦全市只剩下一名牙医——要服务12万人。
如今，在太多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里，现实情况是，就算你没死于战火中，也会死于没有透析设备，没有治疗糖尿病的药，没有抗生素，或是死于心脏病得不到治疗。
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常常超过武器造成的死亡率。这说明，我们人道工作者面对的不仅仅是暂时的医疗服务中断，而是体系崩溃。不只是一所医院或一个医生受到影响，而是整个医疗体系由于医疗设施和人员受到袭击而崩溃。
医疗部门与水、电和教育基础设施一起，常常在战争的累积影响下首先崩溃，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在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织在一起的地方，袭击和破坏的影响最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总结了应对当今武装冲突中城市公共服务连续崩溃的经验。我们从这个研究中可以看到，人道援助总是不足以应对社会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瓦解，战争行为必须发生根本改变。
权衡军事需要与平民保护时，必须考虑当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受到破坏时战争累积影响所产生的人道后果。
有人认为，战争中有关作战行为的指导原则已经不适当或过时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在当今环境下，更需要的是对它们做出不同的诠释。要更加关注对平民的影响和对平民的保护，以反制这种长期以来平民在武装冲突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袭击目标的趋势。
当医疗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和破坏时，除造成直接损失外，很多长期工作的成果也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包括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保健和抗击疾病（例如脊髓灰质炎）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破坏之后的重建需要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国际人道法和人道行动在捍卫发展进步成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人们违反人道法或妨碍人道行动，那它们的这种功能就会丧失，而医疗卫生服务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
我要称赞安理会今天通过第S/2016/380号决议。根据我自己担任瑞士驻联合国代表的经验，我认为这个决议经过了字斟句酌。
其结果是强有力的：你们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强调了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 呼吁各国政府和武装冲突各方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通过防止和应对针对医疗人员、设施和车辆及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的人道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来制定有效措施保护民众生命。
这个决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努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个问题，否则其危险后果就是我们会因此类现象频繁发生而变得习以为常。
我们还没有对这些袭击麻木不仁，因为每次袭击发生后我们仍感到义愤填膺。
但是，光有义愤是不够的，义愤之后必须有行动。
因此，虽然该决议是重要的一步，但它不能标志着政治进程的结束，而要标志着实际努力的开始。
我恳请你们在该决议基础上再接再厉。
各国政府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众所周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秉承务实原则的组织。我们承认战争期间存在两难困境，我们承认对以下方面进行权衡存在困难，比如军事需要与人道需求，原则与务实、短期与长期考虑，以及我们维护受害者权益的角色与我们为减轻战争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影响而与冲突各方开展对话的角色。
我们坚持有原则的务实精神：准则及对准则负责只是一个方面；谴责主要是政治行为，而不是人道行为。作为人道工作者，我们通过开展工作来改变人们的行为，防止人们违反国际人道法，从而保护民众。
众所周知，我们与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建立良好关系，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医务人员。
因此，我们与世界医学学会、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国际护士理事会、国际药学联合会、国际医科学生协会联合会和世界理疗联合会一起，草拟了《武装冲突和其他突发事件中的医疗工作道德准则》。
这些组织代表3000万军地医疗专业人员，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实用工具来指导他们的日常工作。
实际上，安理会的几个成员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有了直观了解，因为我们已经在开展敌对行动问题上建立起了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体现在深度行动参与和反馈、对话和补救措施上。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痛陈义愤，而是要伸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援助之手，为使医疗制度在当前武装冲突中摆脱深重危机而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我想向你们提出五项工作建议，来确保你们今天通过的决议在战争中不只是一纸空文，而且是被尊重的精神。这五项建议是：
- 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和医疗界的道德准则调整国家立法，并鼓励其他国家仿效；
- 培训军事人员在保障正当安全考虑的同时，把对医疗服务的干扰降到最小；
- 通过提供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支持地方医疗组织维持基本服务；
- 通过确保正确使用保护标志、加强对医德的法律保护和解决违法问题，改善对病人和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法律保护；
- 确保每次武器转让都遵守国际人道法，并针对医务人员和设施的保护开展针对性培训。
作为在武装冲突一线开展工作的组织，我们把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号，也激励我们在一线取得成效。作为一个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组织，我们深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将决议或国际人道法作为公众意见的一部分，以此来指责对方违反规则。
一线谈判需要熟练的谈判人员谋求各方达成共识，以便通过交战各方间的实际协议，具化决议的主要目标并加以落实。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安理会今天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提供的政治指导与一线人道组织在战争环境中所面临实际挑战之间的矛盾。这再一次说明，安理会与无国界医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一线组织在必要时经常交流是极为重要的。
我给你们讲了几个月前我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所被炸毁的医院。我没有给你们讲的是，在这所医院被炸毁后，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一直在医院的地下室继续开展工作。
医院地下室以前是储物间，现在被改造成了一所微型医院。在这个以前的储藏室里，一些早产儿躺在几个没有被炸坏的、用发电机供电的保育箱里。医院可能被毁殆尽，但人道依然存在。
战争中的人道是我们所要求的。即使战争也该有限度，因为战争没有限度就永远不会结束。医务人员和设施位于这种限度的最前沿。战争法是被庄严载入《日内瓦公约》的基本人道共识，今天，你们通过此决议，重申了它的重要意义。
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其得到遵守是安理会下一步应该开展的最具决定性的工作，它将确保战争中的人道成为事实，而不只是理想。
